哀兵守城錄 (I)
posted in 随笔 (Essay) |
「After the Ottoman Empire collapsed, the world almost forgot that Istanbul existed. The city into which I was born was poorer, shabbier, and more isolated than it had ever been before in its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For me it has always been a city of ruins and of end-of-empire melancholy. I’ve spent my life either battling with this melancholy or (like all Istanbullus) making it my own.」
選擇Orhan Pamuk 2005年的自傳體作品『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İSTANBUL:HATIRALAR VE ŞEHİR)而不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那本『我的名字叫做紅』(My Name Is Red),原因有二:首先是自己莫名其妙的預感應驗,至今三魂七魄一起走失在這座神秘的「呼愁之城」;其次,根據『紅』的封面介紹,這是一個驚慄+謀殺+愛情+藝術創作的故事——儘管素來深迷推理小説,直覺卻告訴我,拿Nobel Prize的「驚慄+謀殺+愛情+藝術」作品倘或不涉及甚麽魔幻現實主義,則多半政治色彩濃郁——我因而決意「近梅香而遠小姐」:我就是那種即便賭馬也不喜歡把注下在上一場奪魁那匹馬身上的人。
對於僅懷著獵奇心態尋找guidance的準旅遊者來説,這大概是一本很悶的書:它既不提供『Lonely Planet』那樣亦步亦趨標示各大景點方位的路線圖,也沒有隆重介紹馳名的浴室(hamam)、Grand Bazaar、象徵土耳其風情的Blue Mosque和現代Sultanahmet;雖然夾附了圖片,卻多是作者兒時的黑白家庭合照、街景和德國畫家Antoine-Ignace Melling的版畫。
然而『伊斯坦布爾』向你展示的並不僅僅是一座城市的歷史發展痕跡,它同時是作者回顧自己如何在一個沒落的大家族中成長、立志成爲作家的心路歷程。其中穿插描繪了Pamuk家族背景,以「我父母」為代表的社會階層當年普遍的婚姻和價值觀念,以及西方人和當地居民對伊斯坦布爾的印象……
在專家、學者們紛紛就「城市化」、「逆城市化」爭論不休的今天,世人眼裏的「城市」概念其實已在潛移默化中brush up,或成了旅途中添加燃料的驛站,為下一個落腳點鋪墊的彈跳板,或成了藉以「施展拳腳」的舞臺,尋求刺激的遊樂園……人們只為機會、政策福利、物價、居住環境等條件而在一座城市停留,否則,基於「人往高處走」的俗成理念,即便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亦不足以成爲無條件駐守的理由。也許惟其如此,我讀『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才益發感傷,如同透過破碎鏡子殘缺零落的一角,瞥見自己某個角度的影子:另一個守城的哀兵——和平年代,「守城」無關兵書軍策,「哀兵」亦非「必勝」的那個哀兵,而只是「愛與哀愁如烈酒」,天長日久便相忘於江湖的執迷和無奈——儘管我們各自堅守的不是同一座城市。
Pamuk從自己幼年說起,回憶五十年如一日居住的地方:相同的房子,相同的街道,相同的鄰里,從小目睹著市容的破舊、政制的失衡、經濟的不景氣……小孩子總能以不偏不倚的眼光看待周遭環境,還原冷清而真實的「現狀」。我很喜歡中文版裏這一段描述:
「陽光,新鮮空氣,光線。我們的房子有時很暗,跨出門就像在某個夏日驟然拉開窗簾——光線刺痛我的眼睛。我牽著母親的手,著迷地注視櫥窗裏的陳設:透過佈滿水汽的花店櫥窗,仙客來花看起來像紅狼;在鞋店的櫥窗裏,幾乎看不見的鐵絲拔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樣水汽騰騰的洗衣店,是父親把襯衫送來漿燙的地方。但是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從文具店櫥窗看到,窗內的學校筆記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樣——我們家的種種習慣和使用的東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公寓外還有其他人過著跟我們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學——我也在一年後進這所小學——就在大家舉辦葬禮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興奮地大談“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導致我猜想,就像每個小孩都有自己專屬的奶媽,每個學生也有自己專屬的老師。因此當我隔年走進學校,發現三十二個小孩擠在一間教室,而且只有一個老師時,我大失所望——發現自己實際上在外面的世界無足輕重,於是我更離不開母親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適。……」
旁邊的配圖也特別有味道:鏡頭在一輛電車或咖啡館裏的玻璃窗前,隔著被雨水打得模糊的玻璃,望向外面朦朧的大街,街上有另一輛電車在雨中行走。(Ramdon House的版本就用了這張黑白照片作封面。)
Pamuk家族受帝國瓦解的影響,也日漸走向衰敗。父親的破產,家業凋零,家族成員為錢糾紛、關係破裂,父母的婚姻危機等等問題混雜成一片輪廓不清的陰影,不知不覺潛入「我」幼年時期似懂非懂的意識裏,悄然沉澱,最終與城市的黑白形象一起合化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孤獨感——這些文字使我感慨萬端,竟不知道該覺得安慰還是失落。我懷疑沒有同樣經歷和近似成長背景的讀者能否真切體會那種壓抑,理解那種由許多不知名的小愁緒日積月累所造成的不安、敏感和童稚的世故(光是這個配搭已經夠矛盾了)。
由於父母之間關係惡化,1957年冬天「我」被姑媽接到奇哈格(Cihangir)的家裏暫住。作者這樣記敍:
「……我們抵達他們的公寓大樓(是我祖父蓋的樓房,後來我將住進樓裏的一間公寓),我發現既沒有電梯也沒有暖氣,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失所望。更糟的是,隔天我悶悶不樂地想讓自己習慣新家,卻再一次被嚇得六神無主:在我穿著睡衣像個備受嬌寵的好孩子被安頓去睡午覺之後,我跟在家的時候一樣呼喚女僕:“阿敏娥,過來抱我起來,幫我穿衣服!”得來的卻是嚴厲的指責。或許正因爲如此,待在那兒的期間,我盡量表現得比實際年齡成熟,而且有點裝腔作勢。……」
當我讀到這裡,先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笑著笑著,熱淚即奪眶而出,不受控制地淌了一臉——我小時候正是這樣呼喚保姆的。
午睡初醒,我會站在床沿,像宮廷貴婦一樣,雙手分別用兩根手指把身上那條尿濕了的褲子輕輕往外扯開一點、使它不要緊貼著皮膚,同時朝屋外清脆地叫嚷:「邱彩雲哦,過來看一看!有人好像尿牀了!」是那樣嚴正的姿態,仿佛領導發現電腦無故shut down,召請秘書進來fix一下。保姆便會匆匆跑進來,抱我去洗澡,嘴裏一邊嘟嘟囔囔著:「我的小祖宗!我前世的爹……」她愁眉苦臉的樣子每讓我吃吃發笑……
疼愛我的保姆如今已仙逝,去了另一個城市,留下她的「小祖宗」在這裡獨自哀傷。
或許能盡情哀傷也是一種blessing。Pamuk在書中專門為「呼愁」著墨一章(Chapter 10),羅列出大量例子,排比説明自己對「呼愁」的體會,且引述概括了「呼愁」在哲學、心理學和藝術等範疇中的涵義:
「“呼愁”一詞,土耳其語的“憂傷”,有個阿拉伯根源:它出現在《古蘭經》時(兩次寫作“huzn”,三次作“hazen”),詞義語當代土耳其詞彙並無不同。……但如果說“呼愁”起先的詞義是指失落及伴隨而來的心痛與悲傷,我自己所讀的書卻指出,伊斯蘭歷史在接下來幾百年間有一小條哲學斷層線逐漸形成。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見兩個截然不同的“呼愁”出現,各自喚起某種獨特的哲學傳統。根據第一個傳統,當我們對世俗和物質利益投注過多時,便體驗到所謂“呼愁”:其含義是“你若未對這無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是善良誠實的回教徒,便不會如此在意世間的失落”。第二個傳統出自蘇菲神祕主義思想,為“呼愁”一詞以及失落於悲傷的生命定位提供一種較積極、較悲憫的認識。對蘇菲派來説,“呼愁”是因爲不夠靠近真主阿拉因爲在這世上為阿拉做的事不夠而感受到的精神苦悶。……」
「“呼愁”起源於與憂傷一樣的“黑色激情”」,這激情使Pamuk面對伊斯坦布爾老城區的貧困髒亂、頹敗蕭條時既迷醉又惆悵。他不斷閲讀著名詩人、畫家、文學家描寫這所城市的作品,對比印證自己的憂傷。
一個如此沈溺在懷舊情緒中的人,你大可判定他有某種程度的心理障礙(譬如強迫症?),可是他的文字幽美流暢,感觸敏銳到位,尤其對宗教、人際關係、快樂或不快樂的理解簡直和我的觀點重合,使我覺得自己若不是這個異國老頭兒的女版分身,就是我們都感染了同一種隱形病毒……